深度对比解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适用（全文）

理论上来说，决议无效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只要存在诉讼权益的相关利害关系人均可以提起无效之诉，但现行《公司法》对决议无效之诉的逐日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对于除股东、董事、监事之外的第三人是否可以成为决议无效的原告，长期颇有争议。而《征求意见稿》首次将与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职工、债权人也明确纳入了原告范围，正是基于实践中相关利害关系人因无效决议受到侵害的情况的确发生频率不低。

而为何《司法解释四》对决议无效确认之诉的主体删除了利害关系人范畴主体？杜万华专委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亦道明了决议效力之诉的原告范围，意维护公司稳定经营和交易安全。笔者认为主要还是考虑到：1）相关利害关系人范畴主体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救济；2）并且公司内部的股东会、董事会为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司法秉持“审慎干涉公司内部自治”的原则。3）《司法解释四》的出台主要是规范公司助理结构，加强股东权利保护，促进公司稳定经营和发展重大。所以重点是保护股东权利，平衡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解决公司运行中的由于股东权利上的争执而产生公司僵局，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因此，相关利害关系人保护在此情况下进行了取舍。

笔者认为：如果扩大了起诉主体，将可能导致司法过度干预公司内部自治的情况。而司法向相关利害关系人仍留有其他救济途径，例如：债权人认为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恶意将公司重大资产至关联公司，债权人虽然不能直接起诉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但是其仍可以通过《合同法》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确认债务人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并基于共同侵权法律关系要求关联公司在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与债务人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征求意见稿》中的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具有股东资格的要求并非无合理性，因为撤销公司决议的结果对于公司股东具有利害关系，若已经不存在股东资格，则诉讼的结果与其无涉。而股东会及董事会亦是公司内部自治机关，公司外第三人无权干涉。

而目前《司法解释四》删除了“诉讼过程中必须保持股东资格”的限制，表明了决议撤销之诉选取诉时利益原则，而舍去了诉讼结果利益原则。

诉讼第三人制度并非公司法新设制度，而是诉讼程序基本制度之一。此次司法解释四将公司决议之诉的第三人制度予以明确，系因为长期司法高频发生之结果。为避免诉累，加快司法审判效率所致。

对于公司决议之诉的被告主体，虽然司法实践中表象多为相关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而所致会议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但是因为公司决议的最终行为效力代表公司，故公司决议之诉的被告主体应为公司，而非个别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个人。

对于公司决议之诉的共同原告制度，首先应注意到列为共同原告的时限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即使符合公司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但是未及时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的，仍然属于新诉，不能合并审理。

此外，另值得注意的是列为共同原告的条件为“相同诉讼请求”，未强调相同诉讼理由。在司法解释四未公布前，各地法院对此做法并不一，部分法院仅在“相同诉讼请求且理由相同”相同情况下，方合并审理。司法解释四此次明确，一来统一了各地法院的不同做法，二来针对同一决议，即使诉讼理由不尽相同，但是最终追求诉讼结果一致情况下，合并审理可以加快司法审判的效率，体现了司法的效率取向。

在司法实践中，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原告通常会以召集程序及表决方式不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而提起诉讼。但“轻微”及“实质性”均为判断性形容词，关系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或将成为未来司法实践的难点。实践中的轻微瑕疵和非实质性影响，笔者认为例如包括：虽然未提前通知，但是该股东自行前往参加股东会并做出了表决；法定提前15天通知，但是由于开会时间紧张，仅提前了14天通知等等。因为前述内容均未本质侵害到其他股东的决议权，故为轻微瑕疵和非实质性影响。

决议被撤销之后的处理将衔接《民法总则》等其法律，总体原则为“内外有别”。对公司内部而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的行为是一定要依法制止的。但是对外而言，仍需要保障善意第三人的相关利益和商事行为的稳定性，决议被撤销后，之前与善意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不受影响。

《公司法》二十二条系公司决议纠纷的直接法律依据，规定了无效之诉、撤销之诉两种诉讼类型。《征求意见稿》做出了扩大解释，将决议有效之诉、决议不存在之诉、未形成有效决议也纳入其中，《司法解释四》则删除了 “决议有效之诉类型”呈现出“决议无效之诉、决议不成立之诉、决议撤销之诉”的三分法格局，将决议效力纠纷的受理类型锁定在这三种争议类型范围内。

按照体系解释法，不成立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为公司法的默示性规定。而《民法总则》（尚未生效，即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明确了公司法人的决议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所以两者互为衔接，有必要单独对决议不成立之诉进行分类。

而《司法解释四》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对于公司决议不成立的情形进行了增加，对于司法实践处理有了更明确的处理，非常有可能是在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征求了司法实务派的相关意见。并最终留有兜底条款，为裁判者处理将来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留下了法律适用的伏笔。

本条即体现了该原则，公司决议无效、撤销或不存在的判决之溯及力，不能简单适用民法上法律行为被判决撤销、无效而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为以公司决议为基础的公司行为如被溯及无效，将产生公司法律关系的混乱，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因此公司决议确认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内外有别，即，对公司内部产生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对外部善意第三人而言，只要对外的表示行为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公司就应受其制约。

《司法解释四》本条结合了诉的利益原则，在原公司法第33条及97条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之上，赋予了公司“原股东”知情权，此为一创新突破。当然，因原股东现有身份发生了变化，或发生原股东利用知情权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故对于原股东的身份变更后享有知情权采取设置一定法定条件，必须有初步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方可行使知情权。

股东知情权的目的是维护股东的权利，实质是保障个体股东之于公司的相关利益。即使同业竞争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但是全体股东约定和章程约定代表全体股东的集体意志情况下，则不会发生个体股东利益受损的情况，所以列入但书情况。

但该条规定仍留存一个争议点，公司设立的初始章程系所有发起股东的意志体现，但却非后加入的新股东意志，在新股东表决权较小的情况下，即使其不同意公司章程关于同业竞争的约定，但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表决变更章程，此时的公司章程并不能代表公司全体股东的意志。而如果机械的按照条文约定执行，是否会侵害到后加入的中小股东的相关利益？此处的公司章程是否应该限所解释为全体一致同意的章程？有待司法实践给予我们进一步解释。

《司法解释四》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删除了“恶意利用知情权股东给第三人，必须获利的情况”。删除后条文更为合理，因为泄露股东是否获益与是否给公司造成损害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强调非获利，则将会留给被告多狡辩的情况，并把泄露股东是否获益的举证难度转嫁给了原告。

最后，本条最终留有兜底条款，为配合实践中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目的新解读留下了出路。

而对于删除的“股东出资存在瑕疵”的情形，笔者认为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出资瑕疵的股东的先对于公司存在违约，公司没有必要保障其权益；或瑕疵出资的股东对于公司没有利益连接点，保障其知情权反而会发生高概率损害公司的情况。而笔者持有另一种观点：在目前资本认缴制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并不具有直接关系。股东对于公司的出资瑕疵的问题，其将导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出资瑕疵股东对于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但瑕疵出资股东在其他股东未形成股东除名决议前，即使存在出资瑕疵，仍将具有股东资格。如果说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即权利的取得条件有且有一个——股东资格，不能在法律之外另多设条件，就如同规定股东之间不能通过协议或章程限制股东的知情权。

无论是《司法解释四》还是《征求意见稿》，均明确了判决主文中应载明股东知情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支持知情权的案件中，作为主张知情权的股东，往往要通过法院执行程序，三番五次的通知公司才能勉强实现知情权。现将知情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在判决主文中固定下来，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则更具有可执行性。事实上，例如上海法院等部分地区法院的股东知情权判决和执行中早已做到这一点，此次通过《司法解释四》明确可以进行全国法院的司法实践统一。

特别注意：《征求意见稿》中的原16条已经删除，原16条“将股东知情权范围扩展到查阅原始凭证”。《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并未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凭证。笔者认为，会计法要求会计报告、财务账簿和原始凭证必须相符合相互印证，在无原始凭证核对的情况下，股东很难核实财务账簿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将原始凭证归入股东知情权范围，有助于股东知情权得到切实的维护和实现。此次删除了原始凭证，存在异议，或不利于真正保护股东知情权，留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起诉至强制执行阶段伪造相关财务账册，而股东无法核实真实性的窘境。

而本条第二款中介机构人员的辅助查账责任，有效衔接了第十条的中介机构人员代理人辅助查账时的保密义务，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本条中介机构人员与行使知情权股东的赔偿责任并非为连带责任或补充连带责任，仍需要根据各个主体行为，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要件进行责任判定。

实践中什么情况会导致股东因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前述不作为行为而损失发生情况呢？一般情况有：公司因特定材料未依法留存，无法依法进行清算的责任。此时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股东进行赔偿。在国外很多大型公司为自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高管责任险”即是考虑到了此风险。此条的新增条款想必也是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理解“同一分配方案”，实务中应理解为与原告所述事实与理由部分中所陈述的可分配公司盈余的方案系基于同一股东会决议所形成的方案决议。如果分别系基于相近的不同股东会决议的分配方案，当然不属于同一分配方案。

但无股东会决议分配方案情况下可要求公司分配盈余权利，司法将秉持审慎审核的原则。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具体指何种行为？例如公司不分配利润，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领取过高薪酬；或者由控股股东操纵公司购买与经营无关的财务或者服务，用于其自身使用或者消费，或者隐瞒或者转移利润等等。

原司法实践对于股权继承的争议就很多，各地法院的倾向性意见也不同，例如：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2月24日《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是与该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又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8日《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三）》（沪高法民二【2004】2号）第3条规定，“继承人、财产析得人或受赠人因继承、析产或者赠与可以获得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财产权益，但不当然获得股东身份权，除非其他股东同意其获得股东身份。”上海法院倾向认为因继承行为获得公司股权，需要先满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而北京法院意见相反。此次司法解释四的出台就统一了观点。

笔者赞同司法解释四的观点，因为保证继承权根本上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这是《宪法》赋予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虽然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具有人合性特点，但是保障其他股东的财产权与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从法益上相比，前者更具有根本性。

实践中，很多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将第一次和第二次通知合并了，在已经对外找到股权转让方并且基本商定转让对价和条件中，股权转让股东方将转让意向和同等条件一并向公司其他股东进行通知。《司法解释四》的二次通知虽然更符合正常股权对外转让的逻辑，但是与目前的司法实践有出入。

另值得注意，本条明确新增规定了股东优先买权行使期限的方式，分别为三层逻辑：优先以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章程未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以书面通知为准。通知确定的期间短于三十日或者未明确行使期间的，行使期间为三十日。公司律师应观察到这点，后续注重公司章程的制定，避免后续因行使期限不明确而造成股东优先买权争议。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律优先保护了股权转让的合意性，规定转让股权股东的反悔权，但是由此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法律仍旧支持合理损失的赔偿请求。

另值得注意的是，确认转让合同效力必须与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行使，否则单独的确认合同效力请求将不被法院支持，其他股东仅能主张因合同无效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对于股权受让人，因转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可依据合同法相应规定主张赔偿权。

本条的规定实质性对于国有股权转让在适用产权交易所“招拍挂”的程序过程中，对于仍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进行了明确。但实践中，对此意见比较统一。为了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合性，无论公司性质是不是国有企业，均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

值得注意，虽然就目前来看，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与公司法并未有抵触，但是司法解释四仍对于效力层级问题作出了明确，产权交易所的规则仅是“可以参考”，而非“应当参照”。意味着如果交易规则与公司法发生了抵触情况，裁判时仍以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准。

首先，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为监事或监事会，故当发生公司内部董监高侵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其有权直接行使监督权，而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之一，其行为非代表公司，而本身即为公司行为，故原告主体为公司。

第二，当法定的公司内部监督机构（监事或监事会）出现了问题，避免出现“监者自监”的尴尬情况，公司的内部监督权暂时移交给了公司另一内部治理机构——执行董事或董事会，其作为公司内部机构，当执行董事或董事会对内部监督机构（监事或监事会）发生侵害公司利益行为是，执行董事或董事会亦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构之一，其行为非代表公司，而本身即为公司行为，故原告主体为公司。

第三，对于公司董监高发生侵害公司利益行为，而公司内部治理的两大机构——监事或监事会、监事或监事会均不作为时。最终股东可行使股东代表之诉权利，以股东自身名义提起诉讼，但其诉讼行为最终代表公司维权，故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

《司法解释四》相较于《征求意见稿》亦删除了股东代表之诉对于为参加诉讼股东的效力问题，并非因为征求意见稿中的该约定不正确，而是诉讼结果的效力性问题具有普适性，该问题应不言而喻，无需在《司法解释四》中明文赘述。

原征求意见稿的扩大范围约定，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穿透看待全资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关系的原因，实质上母公司的股东即实际控制全资子公司。但子公司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为独立法人，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母子公司之间独立。公司法作为部门法不宜单独突破整体民法体系。同时，母公司作为全资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母公司的个别股东是否能够完全代表母公司的意志，行使母公司对于全资子公司的股东权利存疑。

故，笔者认为后正式通过的《司法解释四》对此进行了删除，系正确之举。